1955年,旧金山港口。 海风夹着咸涩的水汽,像刀子一样刮过码头。 “晨星号”邮轮宛如一头黑色的钢铁巨兽,静静地卧在灰蒙蒙的海面上。 几声沉闷的汽笛拉响,震得人耳膜生疼。 登船口前拉起了两条长长的黄色警戒线,几十个荷枪实弹的美国特工堵在那里。 他们个个戴着墨镜,腰间别着配枪,嚼着口香糖的嘴角挂着讥讽的笑。 而在警戒线外,排着一支沉默的队伍。 那是三十位肤色微黄、眼窝深陷的华人学者。 他们大多穿着洗得白的旧风衣,或者不合体的灰布西装。 每个人的手里都死死攥着那张薄薄的单程船票,像攥着最后的救命稻草。 队伍往前挪得很慢。 特工们粗暴地扯开学者们的旧皮箱,把里面的衣物扔得满地都是。 “这本笔记不能带走!留下!” 一名金特工粗暴地夺过一个年轻助教手里的本子,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 助教眼眶瞬间红了,刚想上前争抢,黑洞洞的枪口就顶在了他胸口。 屈辱、愤怒,却又只能咬牙隐忍。 这就是归国泰斗们此刻面临的绝境。 然而,在这群满怀悲壮气节的国士队伍末尾,却站着一个画风完全不对的年轻人。 他叫苏白。 在这零上几度的海风里,他穿着一套纯手工定制的银灰色高档西装。 头梳得一丝不苟,鼻梁上架着一副蛤蟆墨镜。 别人都在紧张地护着自己的行李,他倒好,单手插兜,另一只手还端着杯热腾腾的咖啡。 时不时还悠哉地吹两下杯口的热气,活像个来海港度假的富家大少爷。 他往这支肃穆的队伍里一站,简直就像一滴油掉进了清水里,格格不入。 站在苏白前面几步远的,是两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留学生。 他们正一边提防着前面的特工,一边用余光狠狠地剜着苏白。 “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,怎么会跟这种败类分在同一条船上。” 左边那个瘦高个的学生压低声音,咬...